2011年，复旦青年报记者对金汉珍教授、金汉珍教授之女以及金汉珍教授的学生进行了采访，从不同的视角为我们详细描述了这位儿科大家的传奇一生。

　　金汉珍，一个在中国新生儿医学界响当当的名字。
　　她拥有一份旁人望尘莫及的漂亮履历表：
　　上海第一医学院儿科医院于1952年创办，她是这家医院的第一任总住院医生。
　　上海第一医学院儿科医院新生儿病房于1953年建立，她是这间病房的第一任主治医生。
　　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新生儿学组于1985年组建，她是这个学组的第一任组长。
　　《实用新生儿学》于1990年出版，她是这本系统性专著的第1-3版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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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身高不超过一米六的女子已经与多少个中国新生儿科的“第一”关联起来。我们或许可以为她一一整理，但她本人却早已淡忘。不过有一点倒是她可以确认的：此生，她从不后悔做一名儿科医生。

穿衣只穿“阴丹士林”

　　“小时候，我们跟在她后面，她走，我们跑。”金汉珍的女儿告诉我们：“虽然她个子小，但是走路却非常快。” 
　　老人左手撑住桌面，右手撑住拐杖，从椅子里站起来，向卫生间走去。坐在她身侧的女儿三步并作两步跟上前，伸手要去搀扶她。老人头都不回，甩了甩手说：“我可以走，我可以走。”于是，仍旧佝偻着背，拄着拐杖，向房门慢慢地挪着小步子。
　　棉布鞋在地面上擦出“嚓嚓”的声响。“她就是这个脾气，犟得很。”
　　犟得很，金汉珍打小便是个“犟得很”的人。
　　1920年，金家在汉口迎来了这个新成员。金汉珍上有三个哥哥，下有一个弟弟，是家中唯一的女孩。因此，父母都特别宠爱她，会经常给她买些漂亮的花裙子，可她却怎么都不肯穿。她只穿也只喜欢穿用阴丹士林（当时一种在学生中异常风靡的蓝色布料）做的衣服。她的小学校服是阴丹士林的，老师规定她们必须天天穿，她就乖乖听老师的话，一丝不苟地照做。不料，久而久之竟成了她日常穿着的偏好。
　　金汉珍喜欢读书，可不喜别人打断她的清幽。为了寻找一个清幽的读书之地，她便在自家阳台上放了张桌子，在桌上放了几本书。闲来无事，她就寻到这安静的所在，一头扎到书里，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
　　年龄在增长，可她的脾气却一点没改。幸运的是，凭着这脾气，她还在文化大革命中还得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实惠。
　　文革期间，金汉珍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下放到病房从事后勤劳动。刚开始，造反派勒令她拖地板，要是一时半会儿她还能咬咬牙坚持下去，但日复一日天天如此可就累垮她了。要知道，学生时代的体育考试，她经常是在老师的庇护下才能通过的。一次，造反派抽查这些“权威”背诵毛主席语录，金汉珍早已背得滚瓜烂熟，远优于他人。造反派见状很是高兴，认为她觉悟高，便奖励她，让她放下拖把拿起扫帚。人们惊讶于她的记忆力，她就答道：“他们让我背，那我就认认真真地背吧。”

学医从一句话开始

在上海医学院1945年毕业班的同学们（包括上海班和重庆班）1946年在上海合影，左1为金汉珍

　　或许这个理由会令不少人错愕，不过的的确确，金汉珍从医是从简简单单一句话——“毕业即失业”开始。
　　金汉珍初中时，金家举家从汉口迁徙到宁波，她也随之进入甬江女中学习。三年后，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省立上海中学，来到上海念书。临近高中毕业，金汉珍听到了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说法，这让她头疼不已。如何才能“毕业不失业”成了为数不多的能够难住她的问题。
　　老师推荐数学、物理成绩向来突出的金汉珍报考理科专业，可她却颇感为难：学习理科之后该如何就业。一次，与她同龄的表哥从汉口来到上海，她便询问起表哥日后的打算。“我想要考医学院。”正可谓是一语惊醒梦中人，金汉珍如获至宝，立即把学习医学定为自己的目标：做医生至少可以不失业。
　　1939年，就是抱着如此单纯的想法，金汉珍报考了国立上海医学院，并被成功录取。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上海遭到日寇侵略。于是，她便随着上海医学院辗转数千里，来到重庆歌乐山继续学习。其中的艰辛不言而喻。

国立上海医学院第12届同班同学合影（左起第二丁亦鸣教授、右起第一金汉珍教授、第二刘湘云教授）

八十年代金汉珍教授来到重庆歌乐山，再看一看抗日战争时她曾学习、生活的地方

　　作为一所医学院，上海医学院的男生数量远多于女生，一个30多人的班级里通常只有7、8名女生。男生在数量上的强势甚至漫延到了专业上，在经过医学教育的全面培养后，男生在转入专业学习时大多选择外科、五官科，而女生更多的只得选择内科、妇产科。金汉珍受制于身材也只能选择内科。
　　在她还是实习医生时，经常会有病人或者病人家属把她唤作“小姐”（对护士的称谓），他们不敢相信她是医生，“哪有个子这么小的医生？”她心中便萌生了做儿科医生的想法。
　　1945年，金汉珍学成毕业，进入上海红十字会第一医院（现复旦大学华山医院）工作。此时，她的想法已经脱离了高中时代的空洞，不再仅仅为了一份工作而从医，而真正地将其视为自己的事业。她开始制定自己医生生涯的第一步计划。出于儿科的专业面比较狭窄，不利于临床经验的积累，她决定先从内科医生做起，经过三年时间的磨练后再转入儿科。在内科工作三年后，金汉珍最终踏入了儿科的病房。

主治医生的一天

　　1952年，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儿科医院成立，金汉珍和儿科医院的故事拉开序幕。
　　1953年的某一天，儿科医院首任院长陈翠贞找到金汉珍说：“现在新生儿的病患多起来了，新生儿的情况又比较特别，所以要建立一间单独的新生儿病房，我希望你负责那里的工作。”
　　院长一句话，金汉珍就干起活来了。新生儿病房设有5张床位，配备一名主治医生及一名护士，她们俩便是金汉珍主治医生和孔珍珠护士。新生儿科的雏形即是如此，从一个房间，一名医生，一名护士，开始创业。
　　创业之初，贪早摸黑是家常便饭。
　　每天早上七点左右，金汉珍总不忘来到病房，察看病人的病情经过前一晚是否出现了新情况。几乎每个病婴每天的第一顿奶她都和护士一样参加喂的，通过喂奶，她能获得病婴食欲的第一手资料。让护士报告这些情况并非不可，但她始终认为自己看到的才是最真切的。她目睹有的病婴把方才刚喝下去的奶全部呕吐出来，她考虑可能是孩子不能耐受乳糖引起的，于是她自费买了无乳糖的奶，急匆匆赶回家，拿来奶粉交给病婴家长，“这奶和一般的奶粉有些差别，孩子喝了不容易吐。”

 　　从八点起，她便坐在门诊室为病婴问诊。她对每一个病婴的病史询问、体格检查都格外细致。通过观察病婴家长对孩子病史描述的反应、语气、表情等，她能够大致判断出其描述的可信度，并且记录下来，为治疗方案提供参考。日后，在教授学生的过程中，她同样注重对学生们判断病史的可信度能力的培养。此外，当遇到疑难问题时，她也总会记录在自己的笔记本中，以备查考后更好解决。
　　虽然门诊时间是上午八点至十二点，但金汉珍往往会在门诊室待到下午一、两点，才回家吃午饭。同样是从学校回家吃午饭的儿女们，几乎都见不到她的面；即便偶尔见到了，她也是二话不说，呼呼地吃完饭，丢下筷子便跑回医院。孩子们只知道她很忙，却不明白她究竟在忙些什么。
　　回到医院的金汉珍片刻便再次出现在病房里，按每个病孩的需要加药、减药、换药、或加营养。处理完这些，她又收起笔记本，马不停蹄地赶到儿科医院的图书馆，查阅资料，试着从别人的经验中寻找早晨问诊时留下的疑难问题找出合适的答案。当某些问题解决后，她便把病症分析、治疗方案等各类信息丝毫不落地记录下来，以便日后查找。
　　晚饭后约六点钟左右，暮色已经降临，金汉珍回到病房，开始一天中最后一次的夜查房。新生儿不比成长儿童，病情变化难以预料，让她放心不下，她便反复嘱咐住院医生需要注意的病婴。当有的病人病情过于复杂或严重时，她会直接搬张陪客床睡在离病房不远的办公室内，或睡在办公室中以备万一。
　　不论工作有多繁杂，她都坚持把临床实际放在首要位置。做了新生儿科的主任后，她仍然每天会亲自查房。她还规定，科室所有的主治医生必须亲自给病婴喂奶，这样才能了解到病婴的临床表现的第一手资料。单纯依靠仪器的数据远远不够，医生护士的密切观察更重要。
　　到60年代初，新生儿病房便已经由一间迅速扩展到两间、三间，医生、护士的人数也逐渐增加；1972年儿科医院儿内科开始分专业，新生儿专业组成立，金汉珍担任组长；到80年代，新生儿科终于成立。时至今日，新生儿科已经有了3个病区、250张病床。